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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大券商，3人被判刑超10年

来源：南财社

　　国资投行保代变“国家工作人员”？最近，中信建投保代因受贿罪被重判十年以上，券商行业炸锅了。

　　12月5日，中信建投（601066.SH；06066.HK）原投行业务管委会执行总经理、保荐代表人杜鹏飞因受贿罪，被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2个月，罚金6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410.64万元。

　　据媒体报道，杜鹏飞通过代持方式以150万元突击入股振华新材，在上市解禁后减持套现410万元，个人分得约200万元，被公诉机关认为涉嫌受贿，且数额特别巨大，建议量刑10至11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很多类似案例中，大多都是处以罚款、市场进入等形式处理，追究刑事责任的，也都是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但本次杜鹏飞一案，却被法院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并给出十年以上的最高档量刑，更是业内罕见。

　　这一案件也引起行业内外的热议。而在争议还在持续，杜鹏飞也提出上诉之际，据红星资本局报道，近期中信建投又有两名保代因受贿罪被判刑，刑期也都在1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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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前突击入股，

　　获利200万，被判刑超十年

　　公开资料显示，杜鹏飞出生于1987年，现年40岁，干了十几年投行，在中信建投从事投行业务逾10年。曾主持或参与了多个重要的资本运作项目，包括振华新材、思维列控、大参林（维权）的IPO项目，以及香雪制药配股和公司债发行、华锋股份可转债、雷科防务非公开再融资项目，此外，他在并购重组领域也颇有建树，曾参与盛路通信、雷科防务、东方精工、红相股份（维权）、华锋股份等公司的并购重组工作。

　　可以说是一名资深保代了。

　　2019年8月，中信建投与振华新材签署上市辅导协议，正式启动科创板上市进程，杜鹏飞担任该项目保荐人及核心负责人。

　　根据振华新材2021年招股材料，2019年7月，公司进行定增募资，本打算筹资最高8亿元，发行6400万股，但最终即便有82名股东认购，募资依然只有5.13亿元，未达预期目标。

　　募资不理想，不少老股东弃购，于是，振华新材找到了杜鹏飞。杜鹏飞同意认购，于是找了中间人刘某，让对方拿出150万以代持方式入股，并约定上市后收益均分。

　　2021 年9月，振华新材顺利登陆科创板，彼时处于锂电高光时刻，振华新材股价也在2022年7月一度高达81.45元，较发行价涨了5.93倍。2022 年9月14日解禁后，代持账户卖出股票套现 410 万，杜鹏飞分到 200 万。

　　2024年，国家审计署在对中信集团开展例行审计时，发现了杜鹏飞突击入股振华新材的线索，并将案件移交齐齐哈尔市监察委员会。

　　2024年10月，杜鹏飞被传出留置。随后11月，华锋股份、振华新材先后发布公告，称杜鹏飞卸任，更换督导保荐代表人。

　　一审法院认为，杜鹏飞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非法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受贿罪成立，最终判处有期徒刑10年2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对其违法所得410.64万元予以没收上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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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代成“国家工作人员”？

　　身份认定引发业内争议

　　从业人员炒股违规，突击入股更是涉及违法。但在实务中，保代突击入股的操作，在行业中并不罕见。而通常，这种最终都会面临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及证券市场禁入等行政处罚，被追究刑责者较少。

　　即便是被追究刑事责任，也大都按照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刑，刑期并不重。

　　比如广发证券的张晋阳、钮华明、陈德兵，在2009年-2010年参与东方国信（维权）IPO时低价突击入股，共计获利超4000万。最终判决三人的刑期最短的一年九个月，最长的也才两年六个月。

　　为什么杜鹏飞获利远不及上述三人，最终却被判处超十年刑期呢？

　　关键就在身份认定上。广发证券的张晋阳等三人，被认定的是非国家人员受贿罪。杜鹏飞则是国家人员受贿。这直接导致了刑期的飙增。

　　而从其10年2个月的刑期来看，量刑属于最严重的一档。

　　据法院表示，中信建投属于国家出资企业。杜鹏飞的职级从投资银行部总监（D）升到 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执行总经理（ED），任职程序经过了公司执委会甚至党委会审批，符合 “间接委派型” 国家工作人员的形式要件。

　　从实质来看，他作为保荐代表人负责振华新材的上市辅导和持续督导，工作具有经营管理属性，手里的权力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顺利上市，这就是在从事公务。

　　这一认定也在行业内外引起争议。

　　资料显示，中信建投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央汇金”）直接持股的三家“汇金系”券商之一，截至三季度末中央汇金的持股比例为30.76%，为第二大股东。第一大股东为北京国资背景的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5.81%。

　　从股权结构来看，中信建投属于国有企业，但这和国有独资企业，还是有区别的。

　　有律师认为，中信建投是国家出资企业而非国有独资企业，两者在法律上的认定标准完全不同。

　　按照 2010 年两高的相关司法解释，国家出资企业里的国家工作人员分两类。一类是 “委派型”，得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提名任命，在控股或参股公司里从事公务。另一类是 “间接委派型”，要经企业里负责管理监督国有资产的组织批准，代表该组织从事经营管理工作。

　　实践中通常认为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才可能符合，中层以下干事务性、技术性工作的不算，不能简单的就把国家出资企业的员工，直接认定为是国家工作人员。

　　此外，在涉案的2019年-2022年期间，杜鹏飞的职级还为D，属于中层管理。“2023高质量上市公司城市行系列”苏州站中，杜鹏飞的职务才变为中信建投投行业务部华南一部执行总经理，也就是说，就在此前，杜鹏飞才刚升职。

　　而据红星资本局报道，在杜鹏飞被查期间，还有两名中信建投投行人员因不同上市公司项目涉嫌受贿被查，近期该二人也因犯受贿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刑期均在十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