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科学计划（工程）是开拓知识前沿、探索未知世界和解决世界性重大科学难题的重要途径。

中国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等国际大科学计划，支持科学界发起“深时数字地球（DDE）”“海洋负排放（ONCE）”“人体蛋白质组导航（π-HuB）”“国际子午圈（IMCP）”等国际大科学计划。

海洋负排放，就是海洋对大气二氧化碳的吸收和封存，主动“增汇”就是“负排放”。我国科学家牵头发起海洋负排放计划，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输出中国方案，彰显大国责任。目前，该国际大科学计划进展如何？在2026中关村论坛年会上，新京报记者对中国科学院院士、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首席科学家焦念志进行专访。他表示，ONCE计划将给出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并向世界推广，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国科学院院士、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首席科学家焦念志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新京报记者 张璐 摄

ONCE计划已吸引38个国家100多个团队加入

新京报：2026中关村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布了《开放科学国际合作行动计划》。在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气候、能源、健康等重大挑战时，开放科学和国际大科学计划都可以实现成果的开放共享。作为“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ONCE计划）的首席科学家，请介绍下该计划是如何开展国际合作的？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效？

焦念志：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从启动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该计划2022年被正式批准为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行动计划和联合国十年倡议计划框架（UN Decade）中的国际大科学计划，2023年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复。目前有38个国家100多个团队正式签约加入。

这些年来，我们的大科学计划取得了若干重要进展。其中之一就是规范搭建了框架，有明确的运行机制。按照联合国的要求和规范，我们设立了三个国际委员会：科学咨询委员会、科学管理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

过去我们主要是跟着西方国际大科学计划走，中国发起的大科学计划本身是个新生事物，所以在管理机制上并没有一定之规，我们也在摸索。目前，我们以目标为导向、以任务来驱动，任务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理论创新；二是平台建设；三是实践示范，示范比较复杂，因为它受制于实施条件，但我们已经开始尝试，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有特色和独到之处，比如污水碳汇方面；四是国际交流与合作，大科学计划的核心特征是“一起做事”，参与的国家和团队需要有共识，要遵守共同的规矩、建立国际标准，从管理到技术应用都要协同，围绕一个主题，向着一个共同目标去努力；五是人才汇聚。

新京报：这和传统意义上的“大科学工程”有什么区别？

焦念志：传统的大科学工程是大家出钱在一个地方建一个独一无二的设施，然后大家分享使用。中国以前参与的大科学工程很多是这种，需要交会员费或使用费。

但我们的大科学计划是“放射分布式”的，我们的技术方案向世界各地推广，鼓励在不同环境下尝试。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合作必须在全球各地展开，不能只局限于某一个国家。中国出方案，并向世界推广，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新京报：由我国领衔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有什么样的意义？

焦念志：过去我们大多是跟着西方走，由我国牵头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将极大提高我国在科技领域的国际话语权，这也是深化科技外交、掌握前沿主导权、贡献中国智慧的重要途径。

建立标准可掌握技术领域话语权

新京报：牵头发起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是基于你提出的海洋微型生物碳泵理论。除了理论基础，我国是不是也有比较好的示范场景？目前示范的范围包括哪些？

焦念志：现在全球面临粮食安全问题，陆地剩余资源有限，新的出路在海洋，海洋占了全球70%的面积。同时，随着食物短缺压力增大，人们对海洋蛋白的需求不断提高，以海水养殖为主线的海洋负排放模式会逐渐做起来。传统的近海鱼虾贝藻养殖给海洋环境带来压力，我们要利用海水养殖环境实施综合负排放，在增加碳汇的同时解决环境问题，把污染区变成增汇场。

中国的示范场景非常有特色，中国的海水养殖占全球总量的60%以上，利用现成的养殖场开展负排放，既减轻环境压力又增加碳汇，一举两得，值得在国际上推广，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

新京报：ONCE计划的任务之一是建立海洋负排放技术规范和国际标准，建立标准为何这么重要？

焦念志：标准是尺子。从理论引导到方法技术，再到国际标准，是大科学计划的一个系统工程。第一个层面，标准是实现规模化、可复制的基础。哪怕只是制造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你的尺寸和我的尺寸不一样，那产品就装不到一块去，更别提批量生产了。

第二个层面，是话语权和影响力。我们的标准最后成为了国际标准，就意味着掌握行业里的技术话语权。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识。大家都说自己做了很多贡献，但到底贡献了多少？这需要一个标准来衡量。谁贡献了，要符合标准才算。所以，标准本身就是话语权，决定了影响力有多大。

现在，中国在很多领域的国际标准还比较少。但有些领域走在前面，比如新能源汽车，我们先做了，积累了经验，还在不断改进。我们提出的标准对后来者就是实用的，自然而然起到了引领作用。ONCE计划也是这样，我们的方案经过实践检验是可行的，我们的方法和指标，就可以成为别人参考的模板，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一个“合情、合理、合法、可行、可靠、可期”的中国方案。

我国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的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希望通过形成链条推动产业升级，形成新业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通过生态修复保障海洋安全，通过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体现大国担当。对我们来说，责无旁贷。

新京报记者 张璐

编辑 刘梦婕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