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7日，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北京农商行”）官网悄然发布一则公告：董事长关文杰因“工作原因”辞去所有行内职务。这纸简短声明背后，却折射出这家资产规模超万亿元的城商行正经历一场高层人事震荡与上市困局交织的深层调整。
就在关文杰离任前两天，他已以新身份亮相——北京银行党委书记。这意味着，这位仅在任一年半的北京农商行“掌舵人”，已被调往同城另一家更具系统重要性的银行。而他的继任者尚未公布，管理层真空期叠加IPO迟迟未果，令市场对这家老牌农商行的未来走向产生诸多疑问。
董事长“闪电”调任，高层震荡加剧
关文杰从建行基层会计起步，到华夏银行副行长、行长，再到2024年6月执掌北京农商行，其职业生涯横跨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与地方农商行。然而，他在北京农商行的任期却异常短暂——不足20个月。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孤立事件。2025年12月，李建航被核准出任首席财务官；2026年1月23日，魏广慧正式履新副行长。短短两个月内，该行核心管理层三度换将。魏广慧虽长期在北京农商行体系内成长，但其此前最高职务仅为行长助理，此次跃升副行长，亦显露出内部提拔与稳定过渡的意图。
如此密集的人事调整，在一家总资产达1.35万亿元的银行中实属罕见。尤其在IPO冲刺关键阶段，高层稳定性本应是监管审核与投资者信心的重要基石。频繁换帅，难免引发外界对其战略连续性与公司治理能力的担忧。
IPO七年未果，从“主线”到“边缘化”？
北京农商行的上市梦，始于2011年。彼时，它高调成立IPO领导小组，媒体冠以“首家A股上市农商行”的期待。2018年9月，该行正式进入辅导期，由中信建投担任保荐机构。然而，八年过去，同期启动或晚于其启动的多家农商行——如江阴、无锡、常熟、张家港等——早已成功登陆A股，而北京农商行仍深陷辅导泥潭。
翻阅其年报可见微妙变化：2018年、2019年，IPO被明确列为“工作主线”；2020年尚称“全力推进”；但到了2021年后，相关表述逐渐淡化。最具象征意义的是2024年5月，原“董监事会办公室（IPO办公室）”更名为“董监事会办公室（战略发展部）”，IPO职能被悄然弱化，融入更宽泛的“战略”范畴。
最新披露的第三十四期辅导报告显示，2025年第四季度，辅导重点仍停留在“三会制度执行”“股权合规性”“内控制度完备性”等基础治理层面。这些本应在辅导初期解决的问题，如今仍在反复核查，侧面印证其上市准备远未成熟。
为何一家资产规模庞大、盈利稳定的银行迟迟无法迈出上市一步？业内分析指出，农商行普遍面临股权结构复杂、历史遗留问题多、关联交易透明度不足等共性难题。而北京农商行作为由农村信用社改制而来的地方银行，股东数量众多、部分股权分散且存在代持可能，清理难度极大。此外，其不良贷款率虽维持在1.19%的相对低位，但较2024年末上升0.23个百分点，也需向监管和市场作出合理解释。
盈利微增难掩增长乏力
财务数据看似稳健，实则暗藏隐忧。2025年前三季度，北京农商行实现净利润59.66亿元，同比增长1.53%；利润总额69.94亿元，增速仅0.31%。在银行业整体承压的背景下，这样的“微增长”已属不易，但也暴露出其业务模式缺乏新动能。
作为扎根北京郊区的传统农商行，其客户结构以涉农、小微及本地中小企业为主。近年来，随着北京城市更新加速、传统产业外迁，原有客群基础受到冲击。与此同时，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纷纷下沉服务，挤压其传统优势领域。若不能有效拓展对公业务、财富管理或数字化服务，仅靠存量业务难以支撑长期价值提升——而这恰恰是资本市场最看重的增长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关文杰在华夏银行时期曾主导财务与金融市场业务，其调任本被寄望于推动北京农商行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提升中间收入。但短短一年半时间，显然不足以完成系统性转型。如今他转战北京银行，留下的不仅是职位空缺，更是一份未竟的改革蓝图。
尽管进程缓慢，北京农商行并未放弃上市目标。辅导报告仍强调“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打下良好基础”，下一阶段将继续加强法规培训、完善治理机制。这说明，上市仍是其长期战略方向。
然而，七年辅导期已远超正常节奏。市场不禁要问：是标准太高，还是准备不足？或许两者皆有。当前A股对银行上市审核趋严，尤其关注资产质量真实性、资本充足水平及公司治理有效性。北京农商行若想破局，恐怕不能再沿用“边整改边推进”的老路，而需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彻底厘清股权、夯实风控、讲清商业模式。
从1951年的农村信用社，到今日资产过万亿的现代银行，北京农商行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路。关文杰的离开，是一个时代的句点，也可能是一个新起点。接下来的几个月，谁将接棒？是否重启IPO攻坚？如何回应监管关切与市场期待？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这家老牌农商行能否真正从“地方银行”蜕变为“公众公司”，并在激烈竞争中守住自己的位置。对于一家承载着服务“三农”与首都经济双重使命的银行而言，时间，或许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