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富士康在河南的产能缩减尚未淡出公众视野，2025年11月，佳能（中山）办公设备有限公司的闭厂公告再度引发热议。这家在珠三角扎根24年的外资工厂，用“市场环境急剧变化”“经营困难持续加剧”的表述，为其中国制造生涯画上句号。一时间，“谁在给外资递刀”的追问甚嚣尘上，仿佛外资撤离是外部干预或内部失误的恶果。然而，拨开舆论迷雾审视真相便会发现，所谓“递刀者”并不存在，外资工厂的搬离，本质上是全球产业重构与中国经济升级双重浪潮下的必然选择。

将外资撤离归咎于“递刀”，实则误读了企业迁徙的底层逻辑——资本的逐利本性与战略调整，从来都是跨国企业布局的核心驱动力。佳能与中国制造业的羁绊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彼时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完善基础设施与政策红利，与佳能带来的技术、资金形成完美互补。珠海工厂巅峰时期员工近万人，年产能达2000万台数码相机；中山工厂的激光打印机远销全球，成为地方工业标杆。但如今时移世易，中国劳动力成本较十年前上涨近三倍，土地租金与环保投入持续增加，曾经的成本优势已不复存在。与此同时，佳能集团正加速从“制造型企业”向“技术驱动型企业”转型，将资源集中于高端医疗设备、半导体设备等利润更高的领域，中山工厂代表的传统制造产能自然成为优化对象。这种基于自身利益的战略调整，与“递刀”无关，只是资本理性的必然结果。

市场的结构性变革与本土企业的崛起，更让部分外资工厂失去了生存根基。对佳能珠海工厂而言，智能手机的普及彻底改写了影像消费市场规则——内置高清摄像头的手机以其便携性和多功能性，让入门级数码相机逐渐退出大众舞台，全球相机市场持续萎缩。中山工厂面临的困境同样严峻：办公数字化转型与无纸化趋势挤压了激光打印机的市场空间，而华为、小米等本土品牌凭借更贴近需求的设计、更低的成本优势，在中低端市场形成“围堵”。这种竞争格局并非个例：三星手机的撤离伴随国产手机的崛起，家乐福的退出呼应着永辉、盒马的扩张，耐克代工厂的转移则与安踏、李宁的壮大同步。本土企业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生动注脚，而非所谓的“排挤外资”。当外资企业无法适应中国市场的竞争节奏时，撤离便成为无奈却必然的选择。

全球地缘政治与供应链重构的大背景，也为外资迁徙增添了外部推力。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美国对中国部分制造业产品加征高额关税，使得在华生产的外资产品出口成本大幅增加。为规避贸易壁垒，特斯拉、通用等企业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将部分产能转移至墨西哥、东南亚等地；苹果计划2026年前将15%-20%的生产转移至印度与越南，直接导致郑州富士康裁员超3万人。这种“中国+1”的布局策略，是跨国企业应对地缘风险、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的常见手段。与此同时，越南、印度等国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提供土地优惠等政策吸引外资，进一步加速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能的转移。这些外部因素的叠加，共同构成了外资撤离的推力，但这绝非中国主动“递刀”，而是全球经济格局变动的客观反映。

值得警惕的是，“递刀”论的传播容易掩盖中国产业升级的积极信号。事实上，外资撤离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离开的多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制造产能，而高新技术领域的外资投入仍在增长。2025年数据显示，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半导体材料等高端产业的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20%。丰田、本田等企业虽调整产能布局，却选择加大在华研发投入，聚焦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宁德时代在应对订单流失的同时，将本土技术替代率提升至92%，并加速海外建厂实现全球布局。这种“低端流出、高端流入”的格局，恰恰说明中国正从“世界工厂”向“世界研发中心”转型，外资的选择只是顺应了这一转型趋势。

资本的迁徙从来都是时代的风向标。从佳能到富士康，外资工厂的搬离不是谁在“递刀”的阴谋，而是中国经济告别低成本竞争、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那些曾经依靠人口红利、政策优惠扎根中国的外资企业，如今面临的要么是主动转型融入中国产业升级浪潮，要么是被动撤离寻找新的成本洼地。中国需要做的，不是纠结于“留住谁”，而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科技创新，让中国市场始终成为全球资本的“价值高地”而非“成本洼地”。当更多外资企业因为中国的技术优势、市场潜力而来，所谓“递刀”的争议，自然会在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烟消云散。